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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亲”，全世界宫闱的奇特外交
一提起中国历史上的和亲政策，人们就会津津乐道“昭君出塞”和“文成公主入藏”，以为那是民族友好，文化交流的佳事。其实，“和亲”不仅是中国古代统治者笼络边境少数民族，维持苟安局面的传统国策之一，也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历史上的欧洲各国实行政治联姻，维持国势的传统国策之一。
简单地以民族友好，亲善外交，文化交流的某些客观效果来谀美“和亲政策”，实际是不科学，也是不严肃和实事求是的。恩格斯说过：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婚姻，只是政治上的联盟。从来就没有什么爱情可言。“和亲”以女人和“性”为外交亲善大使，或国与国矛盾的消融剂，相互关系的黏合剂，只不过是政治的手段和策略而已。实际上，有效于一时，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军国大事，或者客观现实发展变化的趋势。
考察古今中外“和亲政策”，大致有三种类型：其一，国力对等或者形势需要，友好相处的国与国之间的政治联姻（包括强大政治势力之间的政治联姻）。
罗马僭主政治时期（公元前60年，前三头联盟-公元337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前三头之一的恺撒遇刺身亡（前44年），他的养子屋大维（恺撒妹之孙），与大将安敦尼、骑兵长官霍比达结成联盟，建立了后三头统治。公元前42年，“后三雄”联盟消灭了他们的共同敌人──以布鲁图为首的共和派（刺杀恺撒的策划者之一）元老贵族以后，联盟内部三个巨头的争斗接着开始了。霍比达在公元前36年被屋大维剥夺了军权（屋大维在消灭了西西里的小庞培势力之后，占领霍比达统治的非洲北部）。三头政治变成了安敦尼和屋大维两雄并立的局面。两人分别掌管着罗马帝国的东部和西部。就在这前一年，安敦尼和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七世（或译克里奥帕特拉）结婚，结成似乎巩固的政治婚姻联盟，共同统治着埃及和罗马东部。沉溺女色的安敦尼，荒唐地宣布将罗马的一部分领土赐给女王的儿子。这种公然的叛卖为罗马元老院所不容，也为羽翼丰满的屋大维反对安敦尼提供了口实。公元前32年，双方正式破裂，安敦尼的人从罗马出逃，在屋大维的怂恿下，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宣布安敦尼为“祖国之敌”，并向埃及女王宣战。公元前
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的政治联姻是一次失败的联盟。安东尼为了私利，怂恿和放纵共和派刺杀恺撒，并饶恕部分刺客，又贪恋钱财，不肯兑现恺撒生前将战利品分给民众的许诺，并为了私欲出让国家土地利益。而他的联盟，是一个奢侈糜烂，贪恋富贵荣华，不谙政务的昏聩女王，这就注定了他的失败。
公元622年，伊斯兰教纪元元年，在麦加商业贵族的联合反对下，穆罕默德被迫率领部分信徒出走麦地那城，并于此联合僧侣民众，组成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八年后，麦加贵族以集体信奉伊斯兰教，尊奉穆罕默德为共同的宗教领袖的意向结束了中东的利益之争。阿拉伯国家得以空前壮大，开始了几任哈里发的扩张历程。西部阿拉伯人从北非突尼斯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入渐比利牛斯半岛（今伊比里亚半岛）统治了那里的土地和人民。从公元8世纪到15世纪末，比利牛斯半岛的西班牙人为了收复被阿拉伯人侵占的土地，进行了长达8个世纪的“列康吉斯达“（即‘收复失地’）”斗争。1230年，以比利牛斯半岛（今名伊比利亚半岛）北方为中心的众多城堡，联合建立了卡斯提王国（意为“堡垒”）而东北部边地的城堡，则在1137年即联合成立了阿拉冈王国。两国通过不断的武装斗争，逐步向南开拓，到十三世纪末叶，阿拉伯人仅剩下南部一隅的格拉那大王国，西班牙收复故土的斗争基本胜利。1469年，阿拉冈王子斐迪南和卡斯提王位女继承人伊萨白拉联姻。十年以后，两人相继登上王位。于是，1479年，两国正式合并，西班牙王国形成，从此和葡萄牙国家，成了这块半岛的真正主人。这一联姻，是为了驱逐外侮，建立统一国家的正义之举，他对西班牙人民的命运关系重大。是一次成功的政治联姻。
唐朝初年，在隋末农民战争的空挡里空前壮大的吐蕃部落开始了在雪域高原的统一历程。到大唐贞观时期，吐蕃王松赞干布统一了整个西藏高原，将势力发展到青海湖畔的日月山一带，和大唐帝国毗邻。精明强悍的松赞干布，感于中原的强盛和文明，为了双方修好，和睦共处，派大相禄东赞到长安向唐太宗李世民提出了联姻要求。李世民同期正在辽东、漠北和西域与高丽、东西突厥开战，不愿意西南后方出现一个强大的敌对帝国，也需要修好这个近邻。于是同意收养宗室江都王的女儿为己女，以文成公主的封爵出嫁松赞干布，这就是有名的文成公主和亲。不管怎样，终松赞干布之世，吐蕃与大唐修好，基本保证了边境的安宁。而文成公主带进藏区的汉文化，耕作和工艺技术，也促进了西藏的繁荣和发展。
第二种政治联姻是为了建立某种同盟，相互利用和支持，以取得某种斗争的均势或胜利。中国春秋战国时的大国争雄，西欧中世纪错综复杂的外交和战争，处处映现着这一联姻的影子。
成语“秦晋之好”就反映着这样的历史事实。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娶晋献公之女，世子申生的妹妹穆姬为妻。晋献公晚年迷恋宠妃骊姬，佞臣优施，并受二人谗言，欲废世子申生，立骊姬之子奚齐为君。优施、骊姬的阴谋阳谋，虽为申生不齿，但是，从孝道和消弭祸乱考虑，申生依然选择了自杀，放弃了争斗和出亡的考虑。彼二人同时谤毁公子夷吾，重耳，迫使他们出亡流浪。于是晋献公死，奚齐即位。申生的师傅，晋国重臣里克，欲报此仇，同时心许重耳，于是，与众臣共谋，起兵杀优施，弑奚齐，逼骊姬投水自尽。当时在翟国的重耳，接受了舅父狐偃的建议，以趁国君大丧谋国，不忠不孝为名，拒绝了里克的邀请。里克不得已转请出亡在梁国的夷吾回国即国君位。为了表示友好和支持，秦穆公接受穆姬劝告，派兵并重礼护送夷吾归国即位为晋惠公。晋惠公无道，又屡屡失信于友邦、臣下，并逼死里克，屠戮大臣。即位五年，国内大旱，绝收。秦穆公可怜晋国百姓，未乘人之危，输粮米救晋。翌年，秦国饥荒，晋国却不肯救灾，反而联合梁国欲先犯西秦。于是秦穆公大怒，用蹇叔之计，先机制敌，亲统大军与晋军战于韩原（陕西韩城以南）龙门山，大败众叛亲离的晋惠公，生俘其人。又接受大臣公孙枝建议和穆姬的以死求情，礼送夷吾归国复位。 归国后的晋惠公并未痛改前非，继续屠戮功臣，并欲刺杀在流亡中的公子重耳以绝后患。重耳不得不踏上流亡东方诸国的道路。晋惠公十六年，惠公病笃，作为人质入赘于秦国的世子子圉在妻子，秦穆公女怀赢帮助下，逃归晋国，即位为怀公，猜忌忠臣，任用屑小，人心不归。晋大臣栾枝密信于从山东回栖秦国的重耳，欲联合重臣，迎重耳回国接替无道昏君。秦穆公和穆姬闻此事，力劝怀赢改适重耳，为婚姻之好，双方联盟，永保西陲，并派重兵送新婚夫妇归国。晋怀公大将郤芮，吕省临阵倒戈，怀公出亡（翌年被刺死），重耳归国为君，他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秦穆公三次扶立（含释放）晋国国君立国，三次婚姻与晋，表达了与邻国世结友好的诚心。世人遂称这种婚姻之好为秦晋之好。
中世纪欧洲各王朝的婚姻关系十分复杂。比如，德意志哈布斯堡家族的阿尔伯特二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利用王室和中欧邻国的婚姻关系，先后获得了在德意志、西班牙，尼德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低地国家），南意大利，以及捷克和匈牙利的大部领地，使神圣罗马帝国版图空前扩大。第六次十字军东征时，德皇腓特列二世又通过与中东国家联姻，成为耶路撒冷王。而英法两国，由于王室通婚，常常是法王以表弟（英王爱德华死后，即位为英王的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1066年）或外孙（以法国安茹伯爵身份即位为英王亨利二世的亨利，1154年）登陆大不列颠即位为英王。1337年，英王爱德华三世，因为法国卡佩王朝绝嗣，要求以法王外孙身份继承法国王位，并以此为借口挑起了英法百年战争。可见，这种政治联姻充满了变数，纯粹是为了各自的厉害得失分分合合，相互利用，毫无感情和道义可言。
第三种政治联姻，是处于弱势的一方，以领土，财务，女色作为媚事外交的工具，以求得苟安与太平。实则是苟延残喘的无奈之举，最终的发言权仍然归于综合国力和政治因素。这种政治联姻，所带来的和平和友好是极其有限的。
这就要说到“昭君出塞”了，很长一段时期，历史学家将王昭君粉饰为一个大义凛然，为了和平和边疆安宁牺牲一身，来成全家国的烈女子。但这不是历史的事实。作为一个无缘得幸君王的宫女，她被无意中选为和亲的女主人公，成为国势已经衰微时的西汉王朝，以财帛、子女媚事匈奴，以求边境安宁的贡品。仅仅一年，呼韩邪单于死，又按胡俗嫁给其子，为其生儿育女，致使汉匈边境数十年不闻硝烟。按《汉书·匈奴传》的说法是：“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虽然客观上，昭君出塞确实收到了上述社会效果。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匈奴经过汉武帝，平帝两代的沉重打击后，人丁稀落，草原萧条，也需要与汉媾和，以非战争手段和边市，获得财帛子女和粮食，茶叶，绸缎的补给。这就需要长时间的修养生息。昭君出塞就在这个时期，只不过是历史机遇的使然，使她成了民族亲善的使者。
“和亲“的历史始自西汉，公元前200年，白登之战，刘邦率四十万大军北御匈奴，被匈奴数十万骑兵包围于马邑附近的白登山（今大同），凡七天七夜，大军粮草断绝，形势岌岌可危。赖娄敬献诈降计，始得脱围而出。史家隐藏了这段见不得真章的卑污交易，其中就有以卑词厚币，财货美色（随行宫妾）打通关节，使匈奴物欲色欲满足后，放了刘邦一马的地下交易。从那以后，高祖，惠帝，文景之世，汉帝国没有军事实力和匈奴角逐，只好以财货，女色（号称公主，皆是僭公主）贿赂匈奴单于，以求边境无事。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朝。直到西方列强，不希罕女人才告结束。
后金时期，皇太极经营辽东，十四弟多尔衮曾陈兵朝鲜北部，威逼朝鲜，逼迫李氏朝鲜献出了两个绝色公主以侍奉多尔衮，才使李氏王朝得以苟延残喘，成为清朝的附庸。皇太极为了壮大满洲八旗势力。除了编练汉军八旗外，还交好蒙古各部，成立蒙古八旗。于是娶科尔沁贝勒（王子）莽古思的妹妹为孝瑞皇后，又娶了他的孙女为孝庄后（即《康熙大帝》里的太后），顺治也娶了科尔沁贝勒吴克善的女儿和侄孙女为后。这就属于秦晋之好的联姻了。
“绝代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在特殊的历史时代，特殊的环境里，为着政治外交的需要，这些红粉佳人也可能成为历史的主角，扮演她们各自命定的角色。但不要以为，女色有多大的魅力和能量。决定历史发展趋势和国家民族命运的力量，不是财帛女色，而是清明正确的领导和综合国力，民族素质。所以，书生或者政治家别有所图地一味夸大“和亲”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那实际上是离开了具体历史时代环境和条件的一厢情愿，并不是事物发展的本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