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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邦交正常化秘闻和胡锦涛的暖春之行
1971年秋，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奉总统尼克松令，通过巴基斯坦渠道秘密访华，确定了尼克松打开中美外交僵局，来华访问的事宜。中美外交开始解冻。此举无疑在西方世界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引起了巨大反响。亚洲与中国近邻的日本，由于地域和经济文化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不能不把中日恢复邦交，摆上首要的议事日程。
佐藤首相听取了躺在病榻上的日本老资格政治家松村谦三先生的意见。经香港向中国派出密使江阄真比古，佐藤首相对江阄说，“你现在做的工作要直接告诉可能成为新一代首相的三名侯选人”。这三人就是后来的历任首相田中角荣（佐藤政府的通产大臣）、福田赳夫（外务大臣）和中曾根康弘（防卫厅长官）。
1971年9月， 佐藤托江阄真比古带给周恩来一封亲笔信，想就日中邦交正常化和佐藤访华交换意见，但由于当时日本与台湾关系不明确，建议被周恩来拒绝。佐藤后来又写了一封尊重对方意向的亲笔信，第二年4月转到周恩来手中，6月，江阄真比古把周恩来的回信交给佐藤。但是，此时的佐藤已经注定下台，中日建交计划暂时搁浅。
1972年1月末，中曾根康弘集中派干部举行会议，认为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是重大问题，能够做这件事情的是田中角荣，要通过田中角荣进行。因此，派内干部决定支持田中以后，中曾根康弘对田中说：“因为我不作自民党总裁候选人，所以请你恢复与中国的正常外交关系。我已经和三木武夫（内阁官方长官）和大平正芳（前日本政要，外务大臣，作过首相）三人约定，如果你不这样做就不支持你。”
1972年自民党总裁选举，田中角荣当选，这意味为着他不久将成为首相，他当时勉强答应了中曾根和他关于中日恢复邦交的约定。但在田川诚一和公明党的竹内义胜访问中国之后，田中改变了态度，开始大力支持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1月，当时还为日本通产大臣的田中角荣随首相佐滕访问美国，他在拜见尼克松总统时对他说：
“美国为防止共产主义南下，对越南全力以赴，结果又不得不从越南撤退。如果当时美国能看清中国的实情，认为可以握手就握手，对华采取妥善措施，对越战争后的美国经济、外交，也许就会是另一番天地的。
……同在地球上四十三亿人口中拥有九亿以上的中国合作，将对确保远东的和平与安全作出巨大贡献。即便是远东地区，进而为亚洲这一广大区域的和平与安全，也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
田中角荣认识到：“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就像邻居家的父亲与儿子争主导权一样……”，“中国问题对于日本与其说是‘外交’，不如说是‘内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明智的政治家，田中角荣知道；中日有着深长的民族渊源和文化渊源。近百年来，日本的政治几乎每时每刻都与中国发生着很深的关系。日本政治最深处包含的东西往往是中国问题。抛开中国，日本政治就无从谈起。日本要开掘大陆市场，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就不能不率先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半年后，田中角荣就任日本首相，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就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1973年1月，中曾根康弘作为田中内阁的通产大臣访问中国。这使他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第一个与周恩来总理会谈的内阁成员。与周恩来总理会谈分三次，共8个小时左右，中曾根曾对周恩来说，“我虽然现在作为通产大臣访华，但前不久还在当防卫厅长官，我们现在以苏联为假想敌建立防御体制，并不敌视中国”。他的这一友好态度符合当时中国的战略，周恩来为此对他很有好感，第三次会见后，亲自远送他至国宾馆阶下，使中曾根极为感动。
田中离任后，大平正芳的政府发展了和中国的外交关系，中日间的友好交往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中曾根于1982年起就任并蝉联日本第71、72、73届首相。1985年，他以首相的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了中韩的强烈反弹，并直接构成了中国1986年学潮的导火索。随后，日本文部省肆意篡改教科书，否认二战日本的侵略历史，中日关系出现了不和谐的噪音，到小泉政府时期，逐渐降低到冰点。而1987年退出政坛的中曾根康弘也从日本和中国的传统关系，日本的切身利益出发，认识到中日维持亲密的战略伙伴关系至关重要。2007.年6月.19日，中曾根康弘作为资深政治家和和平友好人士，率领日本日中青年世代友好代表团来华访问，胡锦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他们一行，实际意在谋求与日本缓和紧张关系，希望中曾根对日本朝野施加影响。
福田康夫接任安培首相职务以后，在中曾根康弘的撮合和双方领袖的共同努力下，就有了五月之际胡锦涛主席的暖春之行。中日紧张的外交关系从此春意盎然，淡漠了的经济交流，也会很快生温。按胡锦涛主席的说法：历史是最富哲理的教科书，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维护和平，让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让各国人民永享太平。这就是这次暖春之行的伟大意义。
